第十九章 “猫捉老鼠”——卡车司机与警察

  第二天早上我送刘畅去火车站,他跟我一边说再见一边向后退,不小心在路边绿化带上绊了一下,背包的重量让他“噔噔噔”倒退几步,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我们俩大笑起来,到现在为止,这就是我们这一路出过的最大“意外事故”。送走刘畅以后,我来到哈密市北边前一天我们下车的地方。
  半小时过去了,我的脸上头发上全是土,背包的重量压得我肩膀酸痛。一个年轻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,跟我推销他脖子上挂的双筒望远镜。看我没兴趣,他又从小包里拿出一把很漂亮的匕首。我对匕首有兴趣,但提醒自己,背包的重量已经能把我压死了。没有车停下来,我沿着马路走,想找到卡车司机吃饭的地方。我路过一位拉着驴车卖西瓜的姑娘,她的头上围着蓝色的老式围巾,脸上戴着白口罩阻挡尘土。她在路边一天了,一个西瓜也没卖出去。我很想买个西瓜帮帮她,但我手里拿着东西,包里也没地方装西瓜。我祝她好运,继续往前走。
  从甘肃过来的卡车通常经过这里前往乌鲁木齐。宽阔的十字路口附近有至少4 个加油站,尘土飞扬。我在一个加油站放下背包,等着进站加油的卡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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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 分钟过去了,只有一辆卡车来加油,同时不少卡车从十字路口呼啸而过,都不进加油站加油。我决定从加油站走到路边,可能这里机会更多一点。我在纸上写了“吐鲁番”,对着迎面的车举着。一辆白色桑塔纳出租车停在我身后几米远的地方,司机摇下玻璃,点烟的空当对我说:“你在这儿肯定拦不到车,等一天也不行。不可能。”不知是因为我当时心情烦躁还是因为他的口气傲慢无礼,我一下子发火了:“我从北京一路搭车来的!”我的口气非常横。我并不介意被司机拒绝,但很讨厌别人跟我说搭车不可能。我北京的朋友们几乎都这么说过。每次我跟他们说我要从北京搭车到柏林,他们第一反应都是“呃,你在欧洲会比较容易。你要想在中国搭车,基本不可能”。他们没人在中国搭过车,但口气却不容置疑。我的任务就是要证明:他们错了,我能在中国搭车。
  我不再搭理那个讨厌的出租车司机,在卡车驶过带起的满天尘土中努力稳定情绪。
  半小时过去了,我的脸上头发上全是土,背包的重量压得我肩膀酸痛。一个年轻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,跟我推销他脖子上挂的双筒望远镜。看我没兴趣,他又从小包里拿出一把很漂亮的匕首。我对匕首有兴趣,但提醒自己,背包的重量已经能把我压死了。没有车停下来,我沿着马路走,想找到卡车司机吃饭的地方。我路过一位拉着驴车卖西瓜的姑娘,她的头上围着蓝色的老式围巾,脸上戴着白口罩阻挡尘土。她在路边一天了,一个西瓜也没卖出去。我很想买个西瓜帮帮她,但我手里拿着东西,包里也没地方装西瓜。我祝她好运,继续往前走。
  又走了一会儿,我遇到3 个浑身上下都是油污的卡车换油工,他们黑黑的脸庞让我想起19 世纪英格兰的煤矿工人。他们干的恐怕是这里最脏最累的活儿,和他们开朗顽强的劲头相比,我的疲惫便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他们告诉我去乌鲁木齐的卡车聚在哪儿休息,根据他们的指点,我终于找到一排简陋的路边餐厅,坑坑洼洼的停车场上停了十几辆卡车。我终于找到了——有卡车司机的餐厅!
  得知我有摄像机后,一群卡车司机围住了我。他们对路上有些警察的腐败行为十分不满,想请我帮他们拍下来曝光。有位司机拉的是压缩天然气,他摇着头说警察怎么能罚他超载?!“我要是装得太多,那个天然气罐会爆炸!”从江苏来的陈师傅愿意捎我,他要把30 吨油田器材拉到乌鲁木齐,答应把我放在吐鲁番。
  哈密城外的公路笔直地穿过这片贫瘠的土地,路旁只有偶尔出现的黑色巨石和低矮的沙漠树丛,间或有条土路从主路上岔开,尽头消失在沙漠深处。我们的右边,在一层雾霾后面,是令人生畏的天山山脉。而在我们的左边,是中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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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里的风力有时达到每小时126 公里(12 级),前阵子把一辆列车都吹翻了。今天的风虽然没有12 级,但也很大,大风咆哮着吹打我们的挡风玻璃,把卡车吹得左右摇晃,陈师傅紧紧握住方向盘,和大风抗争稳住卡车。我要下车方便一下,用了很大力气才把车门打开,就像推开一块巨石。打开门后,我又用尽力气把门轻轻关上,不然大风会把车门重重摔上震碎车窗。站在路肩上,我发现在这样的大风里小便也是个挑战,我必须算好“轨迹”才不至于让自己和卡车遭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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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陈师傅跟我聊了聊长途卡车司机的收入问题。他说从江苏到乌鲁木齐一个来回,油费要8000 块,过路费要8000 到9000 块,再加上2000 块的罚款,他每跑一趟只能挣3000 到4000 元。陈师傅说他经常在路上被罚款,正当他说着,我们又被警察拦下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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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坐在车里,心里挺难受的,觉得陈师傅一路上就挣这么点儿钱实在不太容易。
  陈师傅不喜欢做卡车司机。 他和同伴每天开20 小时,为了省钱,睡在狭窄的驾驶室里。我问他当初为什么选了当司机,他回答说初中毕业后想学个手艺,一时冲动就当了司机。他说谁当司机谁后悔,但现在他干不了别的。我们的谈话又转到了德国,陈师傅非常有信心地说德国的高速公路是全世界最好的。他用专家的口吻谈论着德国的高速公路 :地基有多少公分厚,铺了几层沥青等。他甚至告诉我,如果车在高速上坏了,只要打个电话就有直升机专门来救援。我没有纠正最后一点,对他来说在德国开车就是天堂,我不想残忍地打破他的梦想。
  我们离吐鲁番越来越近的时候,我想在3 万英尺的高空上,刘畅应该快到北京了吧?
  我们用了这么久走了3500 公里,乘飞机只要三个半小时就回去了。但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,乘飞机失去了距离感,也失去了旅行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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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达吐鲁番郊外时是晚上9 点,我下了卡车和陈师傅道别。他还要再开三个多小时才能到乌鲁木齐。我走了半个小时,想找家便宜的旅馆。现在没人跟我分账,旅馆的价钱感觉贵了很多。一个人旅行的感觉很不一样。没有人可以说话商量,所有想法都在我的脑子里徘徊,心里的思绪容易搅在一起。
  陈师傅跟我聊了聊长途卡车司机的收入问题。他说从江苏到乌鲁木齐一个来回,油费要8000 块,过路费要8000 到9000 块,再加上2000 块的罚款,他每跑一趟只能挣3000 到4000 元。陈师傅说他经常在路上被罚款,正当他说着,我们又被警察拦下来了。
  第二天,我从旅馆里租了辆自行车,肩上不背包骑着自行车的感觉轻松极了。我离开市区,骑车来到郊外的乡下。在一个小巷子里有座美丽的清真寺,一群维吾尔族孩子在巷子里踢球,我停下来看他们玩。孩子们的笑声激漾在古老的围墙上,久久回荡。
  到达吐鲁番郊外时是晚上9 点,我下了卡车和陈师傅道别。他还要再开三个多小时才能到乌鲁木齐。我走了半个小时,想找家便宜的旅馆。现在没人跟我分账,旅馆的价钱感觉贵了很多。一个人旅行的感觉很不一样。没有人可以说话商量,所有想法都在我的脑子里徘徊,心里的思绪容易搅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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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经过一片葡萄田,葡萄绿绿的。著名的吐鲁番葡萄还要几个月才成熟,藤上绿色的葡萄在阳光下青翠欲滴。我站在葡萄藤下,深深呼吸,将这里的宁静平和化入心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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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生活在这里静止,和附近繁忙喧嚣的高速公路形成强烈反差。高速公路带来了惊人的经济飞速发展,而这些发展有多少保护了原本宁静美好的生活,而不是盲目求快求富?
  不远处一条小路的两边分布着村庄农舍,我在路边停下来,看着车辆经过对面的一堵白墙。这些墙体是宣传口号的彩色阵地,由于以前很多人是文盲,当地政府只能用绘画的方式进行宣传。例如用汉语和维吾尔语书写的“军民携手 共建文明”几个大字下方,是一幅维吾尔族家庭的图画,画面上年轻儿子手里举着一个小册子,全家人都在和睦地微笑,只有旁边的警察神情严峻肃穆。还有一幅画是一个尺寸超大的警察正在给一个班的孩子上课,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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